真水无香——思无涯

最近，参加了重庆市委组织的“促进共同富裕——嘉宾在线访谈”，有兴趣的朋友也可加入一起谈论，因为这个话题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生活！以下是网址：华龙网：

http://cq.cqnews.net/html/node_97707.htm  或  新华网重庆频道：http://www.chongqing.xinhua.org/2011/2011-08/08/content_23417224.htm 

       近期，围绕“重庆”的话题与争论不断见瞩于报端、网站等媒体。受此吸引，我与长期合作的香港记者纪先生一同前往重庆考察，来去匆匆，时间虽短，但感触颇深，于是仅一周便写下了《中国改革的“春天故事》，很快又由香港《广角镜》杂志6月15日以”封面文章“刊出，未曾想，文章刊出后，各网站便以不同方式纷纷转载，引起关注！下面便是我们的长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耐心地读读，了解一下中国改革”新探索“的意义究竟在哪？

前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几经波折与探索后的中国，终于顺应时代的呼唤奏响全面改革开放的序曲。自此，标志改革、创新、突破的音符与歌声在中华大地不断跳跃和回响。1992年一首描述邓小平南巡故事的歌曲：《春天的故事》终于将中国借改革开放绽放出的春天蓓蕾般的灿烂和馨香由衷地唱响，“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从此，“春天的故事”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历次重大转折与突破的“代名词”而被不断吟唱和讲述。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一首首“效率”之歌，一个个“先富”故事，也被整整吟唱与讲述了三十年。虽然当年源自深圳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曾让国人振奋，也让中国崛起，但它蕴含的“丛林规则”，却也让今天的“改革故事”与邓小平设计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改革总目标相去甚远。因为在此期间不断演绎出的“春天故事”，不仅讲述着中国迅速崛起并成长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金砖之国”故事；而且更以其“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基调”不断强化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极端特点，以至成为指导中国发展三十年的统领模式。
       如果说邓小平当年开讲的“春天故事”是一部描述未来中华百年发展历程的宏篇巨作的话，那么已经讲述的三十年“故事”，则仅仅是中国改革的“开篇”（上篇）之作，其意义多在于终使中国由“革命”转向“改革”；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贫穷”变为“富裕”。“上篇”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上篇”的良好“开局”就不会有更辉煌的“中篇”和“下篇”等后续改革大作的出台。但也正因为前三十年是“上篇”，属于改革“开局”，就难免探索，难免弯路，难免极端，甚至难免因新矛盾的产生而陷入“迷失和困境”。因此，在其“开局”任务——“突破转型”初步完成之后，就应及时顺势开启新的篇章。因为好的“开局”只是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顺利与成功绝非意味着“终局”也一定完美。
       所以，为使改革——“春天的故事”继续响彻中华大地而经久不衰，就须及时赋予改革新的旋律和内容，续写改革的“中或下篇故事”，即跨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初始阶段，转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改革初级观念，以追寻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为“改革故事”的新主旨基调，倡导“民生才是根本，和谐才是生命”的新价值理念，继续开讲邓小平“春天故事”中关于“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深圳的“迷失”
       深圳曾经幸运而辉煌，“深圳的故事”更被整整传唱与讲述了三十年。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挥笔勾画改革蓝图以及1992年借巡视南方再次推动深化改革，无一例外都选择与香港比邻的边陲小镇——深圳为“起爆点”。历史的频频眷顾，加之深圳自身不负众望的垦荒者精神，短短数年便名声遐迩，为海内外瞩目。三十年间，深圳也从一个地图上几乎难觅行踪的海边渔村，一跃而起，迅速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发达的现代化大城市。甚至与香港也由“比邻”成为“比肩”！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最具表征意义地讲述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完美故事。
       深圳以年均25.8%的增长速度累计创造了5.78万亿元GDP，实现中央各项税收1.23万亿元，其中2009年实现本地生产总值8201.2亿元，人均GDP9.3万元，折合1.36万美元，经济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从默默无闻的海边渔村迅速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功能完善的逾千万人口现代化大城市。深圳的成就的确令人惊羡、称奇。
　　同时，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制度，更似星星之火点燃全中国，其谱写的改革乐章：“春天的故事”也因此在神州大地不断回响与传唱，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而被不停歇地驱动。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1988年4月，海南设省并建设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上海浦东新区实行经济特区优惠政策，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天津滨海新区综合改革试点也在不断推进。当年，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以开放、创新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其效率、速度的故事，令全中国为之震撼，进而带起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等整片区域经济发展，更由此带起中国经济的整体腾跃与飞翔。
       然而30年弹指一挥间，深圳的辉煌“故事”在被传唱和讲述了三十年后渐渐地传导出种种与当年垦荒、创业、辉煌时极不和谐、不合拍的音符。为筹办一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深圳终于暴露出其马不停蹄高速发展经济不可避免的软肋。
       今天深圳的“新故事”：
       大运会前，深圳警方以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大运会安全运行为由，驱逐8万余所谓“高危人群”；
       为维护大运会期间建筑行业的稳定，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出通知，规定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严肃处理期，严禁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同时，也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样因筹办“大运会”，深圳要求以“统一招牌格调”作为整顿市容的强行措施，即由政府找设计公司为区内商户统一形象设计。因此，位于深圳百花路的经营近十年的“物质生活”书吧招牌被强行拆除了；梅华路两边商铺已经“被和谐”成白底灰框的招牌，一眼望去煞白煞白的；蛇口那个片区，一溜红色打底的招牌，血红血红的。
       一场“大运会”似乎乱了深圳的“阵脚”。今天估计全世界不会有人怀疑深圳一掷千金举办一场时尚、豪华、奢侈“大运会”的物质能力。但深圳新近讲述的“故事”，却使人不得不对其“社会掌控与管理能力”心生疑窦。众所周知，三十年前深圳刚刚起步时，全国各地一批批敢于闯荡冒险的“拓荒者”纷纷南下，既为自己“淘金”又为深圳“垦荒”，那时的深圳以开放包容的胸襟迎接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为深圳建设出力。渐渐地深圳人将当年来深圳奋斗的人所具有的艰苦创业、实现自我、共同奋进的“时代精神”形象地比喻为“垦荒牛精神”，并立“铜牛”于街头，昭示和鼓舞来深圳学习参观的人。然而，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屹立街头的“垦荒牛”仍在，但人们除了嗅到“牛身”散发出的刺鼻铜臭外，似乎再也难觅当年的那股“精神”了。
       今天因深圳的“新故事”而引发的争议又一次在全国展开，但现今的争论与当年的研讨已全然不同，就事论事地讨论深圳的“新故事”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透视与思考深圳今天为什么会制定出如此“荒诞”的政策？在今天深圳的管理者眼中，为什么在公民与犯罪者之间要设定一个“高危人群”？为什么在欠薪者与讨薪者之间法律的天平要向欠薪者倾斜？为什么城市景致要用“整齐划一”替代多元文化下的繁花似锦？等等。深圳在丢弃什么？深圳在维护什么？这众多“新故事”的背后，深圳是否正在生成与蔓延着一种新的价值——“利益与权势为重”？原先推动深圳由渔村变为都市的那个“本真与核心的价值”——开放、包容、奋斗、开拓、公正还在吗？
       深圳举办“大运会”，本是展示三十年改革成果与开放形象的最佳时机，但事与愿违呈现出的却是陈旧、保守、甚至有失公允的形象。深圳因一场“大运会”的筹备，为何在国人眼中迅速地由赞赏变为蔑视和批评指责？曾经竖立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形象是否因此而轰然倒塌？创业时追求的初衷与价值何以会在今天被淡化甚至丢弃？
       由深圳“新故事”而产生的众多疑问，毋庸置疑已指向了“改革、发展”的核心与本原问题：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物质生活的繁荣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深圳之所以在“大运会”筹办期间会集中产生此类事件和“疑问”，反映出深圳在经济发展中的“方向迷失”，众所周知，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模式”的确立，往往是“方向”决定“路径”，“价值”奠定“目标”，所以，深圳“新故事”引发的疑问，对深圳乃至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都是“好事”，它提示与告诫，千万不要忘记改革的初衷！必须走出“迷失”，必须再次起步去跨越新的“沟壑”，以续写中国改革的新篇章。

中国的“难题”
       深圳的“迷失”，一定程度也反映着中国的现状。
       经三十年改革开放，2010年中国终于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中国真正冠以“世界经济老二”头衔时，似乎引来的“质疑”远大于“欢呼”。“钱越来越多，贫穷人口也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怨言也越来越多”、“维稳开支越来越大，社会却越来越不稳定”……。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1年初曾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加，但是按照联合国1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标准，大陆还有1.5亿贫困人口，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顺口溜称：“张家有钱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有一百万！”
  　由此，令人费解的“中国难题”出现：经济高速发展与严重的贫富差距形影相吊，进而“社会不公”也作为“附加难题”与之相生相伴。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夺“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接近0.5，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而“社会不公”则更成为富裕后中国一切社会“症结”之源。“深圳迷失”的根源，不难发现就在“贫富差距”及其引发的“社会不公”，从而使管理者“权杖”失衡，“马太效应”突现：富裕者尽享社会资源，贫穷者却丧失基本人权！
       人们不应忘记，中国改革的初衷：摆脱“贫”实现“富”！但由“贫”到“富”需要一个过程，为此，邓小平在1985年改革之初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的问题，随后在各种场合多次反复提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每次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要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共同走富裕之路”。1993年邓小平针对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年9月，邓小平与邓垦谈话时更明确警示，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可见，中国改革实现由“贫”到“富”是总体战略目标，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仅仅是“共同富裕”总战略中的“阶段性战术要求”。
       冷静分析“共同富裕”，真正实现的确不易，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甚至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大难题”，一道至今未曾逾越的“坎”。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尤其是阶级分化以后的历史，哪个国家不是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又有哪个国家在实现了“先富”后，又自觉走上“共富”之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创立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就是一个能以最高效率实现“先富”的模式，但又因其尊崇的“丛林规则”本质上与“共富”要求相抵牾而相互排斥。对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制度进行批评性研究后所憧憬的共产主义远景，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实施的“平均主义原则”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对“共富社会”的探索与向往。邓小平于改革之初即将 “先富”与“共富”问题一并提出，显示出他对中国改革的整体性思考和期望：由“先富”到“共富”能否由中国探寻出一条现实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的改革仅从出发时的初衷和根本性质看，就必须走通由“先富”到“共富”的道路，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与根本追求，将此丢弃也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并就此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因此，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停留在“先富”的水平和阶段，如此便与资本主义无异。
       所以，实现“先富”易，达到“共富”难！“先富”易在可借助既有的自由市场机制，通过自由竞争快速实现，而“共富”难则难在“市场”对其“失灵”和“无效”，它不可能借助市场自由竞争体制自由实现，至少在目前的初始阶段必须依托执政者和社会管理者创造性努力予以“强力调节”，而且这种“调节”既不能回归旧时的“计划体制”，又必须能解决与超越“市场失灵”的缺憾。不言而喻这对当下中国是一个较改革初期时更具挑战性的“难题”！

重庆的“故事”
       中国已面临“难题”，不“破解”，深圳的“迷失”不仅难以避免，甚至还将蔓延、加剧。
       2007年3月又是一个早春时节，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发言间总书记针对重庆发展的新阶段提出了“314总体部属”，即“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此后，重庆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大胆举措与创新做法，开始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如同三十年前深圳开讲“春天的故事”那样，肯定与否定交织，赞扬与批评相随，但毋庸置疑的是重庆因此已昂然步入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前沿。
       或许因为中国的“改革舞台”已沉寂多时，因此重庆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方面推出的一系列做法，无不技惊四座、风生水起，引得舆论界、理论界等频频议论。这说明不管重庆治理是否已成“模式”，也不管其是否已有“经验”可总结，均不可否认重庆正在进行的探索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而研究与探讨重庆正在开讲的“故事”，必须联系中国改革的“难题”，这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因缘，如同“迷失”的深圳脱离了此“难题”也永远无法走出“迷宫”一样。
       先看重庆的故事：
       经济增长：GDP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达17.1%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人均GDP超4000美元，达全国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民生导向：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基层和区县；建立“双轨制”住房保障制度，率先启动公租房建设，计划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大下访”，两年内20多万干部下基层，投入79亿元解决了信访11万件，其中90%是积案，500多万群众直接受益。
       改革创新：建立七大交易所，企业产权、房屋产权、土地产权、文化产权、金融、航运、药品等，推动要素流动。率先启动户籍制度改革；
       弘扬正气：“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创先争优”、“三进三同”等。
       研究重庆，必须首先关注重庆突然崛起、脱颖而出的背景与时点：2008年！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并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外向型模式”形成剧烈冲击；二是改革开放已达三十年整，中国社会陷于“矛盾多发期”状况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呼吁启动新改革以推进“社会转型”，为解决矛盾创造条件；三是继东部沿海大发展后，中央开始以统筹视野将目光投向“中西部地区”，期待新的崛起。“重庆故事”由此而生。
       研究重庆，必须从其最亮眼处：“民生是第一要务”入手！为什么重庆要把“宝都压在民生上”？分析中国改革三十年，各类经济社会矛盾多汇聚于“分配不公”而导致的“两极分化”。为此，今天解决社会出现的诸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必须从“源头”抓起，这就是聚焦“民生”的由来。直观看，提出“民生”是为解决当下“矛盾”而采取的应急之策，但从开启中国改革“新篇”角度看，则是由“先富”向“共富”迈进的关键步骤，即以民为本——民生是根本！因为，以“共富”要求解决“民生”与“帮困”要求解决“民生”全然不同，在此“民生”是一个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综合要求。目前引发最大争议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三进三同”等如不与“民生”大战略结合思考就很难看清重庆的真实“意图”。所以，重庆将中央“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实地演绎为“民生是第一要务”，不能不说是一次创造性发挥、发展与突破。因为，无民生改善难有改革突破；无改革突破难有科学发展；无科学发展难有社会和谐；无社会和谐难有“共富”；无“共富”则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所以“民生是第一要务”抓住了当下中国“难题”的源头与症结。
       “深圳故事”推崇“效益”，强调“先将蛋糕做大”，设想与初衷无可非议。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蛋糕”做大了，“两极分化”也形成了，强势利益集团会自觉自愿以“公平原则”将已到手的利益再调整与再分配吗？结果“蛋糕”虽做大，“共富”之路却被堵。今天“重庆故事”推崇“民生”，强调“蛋糕还未足够做大，就应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为此“做蛋糕”时就同步设计“分蛋糕”原则与模式，由此一系列新的社会调整与改革措施开始围绕“民生”渐趋展开、推进。这样便有了“重庆故事”中的各个动人“情节”——公租房、交易所、放户籍、唱红打黑、大下访……
       “蛋糕”分配向“民生”倾斜谈何容易，在“两极分化”状况下，首先 “民生”在中国既有改革定势中，已处“弱势”；其次解决“民生”，实施“利益再调整”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再次由单纯“效率”转向“民生”为重，至少在起步阶段，社会、政府“有形之手”必定强于市场“无形之手”；等等。这些特点与二十多年前“深圳故事”开讲时多少有些相似，但难度更大。
       重庆将“民生”由“扶贫帮困”推进至“共富战略”，大胆提出以“民生为第一要务”，真正切准了破解中国“难题”的脉络！